“非法占有目的”的判断呢？笔者认为，不管政府补偿的金额是多少，在政府违法征地这一重大背景下，征地补偿方案有理由受到质疑。假如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批准征地、发布征地公告，最终应当补偿多少钱？政府应当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这些迄今为止都是无法准确计算的。况且补偿也是政府主动提出，与李某协商之后共同确定的金额。认定李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进而以敲诈勒索处理显属不合理。

二、李某是否以非法手段勒索财物？

李某的信访、上访行为与政府给予补偿并无必然的直接的联系。信访是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，李某信访、上访系基于真实的民事权利纠纷，其是想解决政府违法征地前提下一系列不合理的问题。孙某经过政府授意，找李某等人协商解决上访一事，并主动将上访行为与“索赔”捆绑在一起，这才是李某最终获得补偿的原因。因此，李某并未以非法手段勒索财物。

三、李某是否使“被害人”在产生恐惧心理下交付财物？

政府因迫于李某等人上访的压力，让与政府有拆迁合作的A公司股东孙某来解决此事，孙某先和李某协商好补偿价格，再向政府领导杨某、孙某层层汇报后，才最终给予李某补偿。

假设孙某为敲诈勒索的被害人，其为何经过向政府层层汇报这样比较曲折费时的过程，征得政府的同意后再给钱？如果政府不同意给钱，其是否大概率不会给钱？答案显然是肯定的，孙某并非敲诈勒索的被害人，其并未产生恐惧心理。同样的，假设政府为敲诈勒索的被害人，政府不同意给钱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？李某等人可能会继续信访、上访，对政府的信访考核不利，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政府的业绩和部分官员的晋升。此时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：这样一来，政府及政府领导不就产生恐惧心理了吗？政府声称受到上访行为的“胁迫”，但该“胁迫”内容并非针对人的生命、人身自由、身体健康等权益，而是会引起上级机关的重视，进而形成上级机关监督、规范地方政府的状态，而这种状态从理论上说本就应当由地方政府承受，不应当将合法的信访、上访当作是恶害的内容。信访考核之所以对政府及政府领导有如此大的影响力，影响政府的业绩和部分官员的晋升，归根结底是不合理的信访制度所导致的，这种所谓的“恐惧心理”并非刑法意义上的恐惧心理。

因此，孙某、政府及政府领导所产生的压力，均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威胁、要挟、恫吓产生的压迫感和恐惧感，不具有造成精神恐慌而被迫交出财物的敲诈勒索性质。